全国两会期间，城镇化成为最热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广州市番禺区登记在册流动人员113.2万人，出租屋15.1万栋、65.7万套——如果和10年前相比，流动人员增长了1倍，出租屋数量却增长了8倍。两者比例为何相差巨大？ 其时代背景和意义在哪里？

　　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外来工们经历了从厂房、工棚到出租屋，从普通出租屋到“星级”出租屋的居住形态变化，也成为广州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今天，厂区宿舍普遍结束历史使命，出租屋成大比例倍数增加，更凸显了其中的社会学意义。记者以村为单位作深入调查，解其详，表其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建工厂就要配宿舍楼，每个房间挤10人

　　蔡二塑料五金工艺厂位于番禺区东环街蔡二村。厂长林维松从1990年创业至今，对厂内外来工居住形态的变化了如指掌。

　　23年来，工厂最高峰时有300名工人，目前有140人左右，90%以上是外来工，籍贯以四川、湖南为主。1990年前后，当地工厂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都需要自己配备宿舍。

　　“你开厂不配宿舍，根本开不起来。”林维松说，“这是必须的”。当时根本没有出租屋的概念，因为当地农民住得也很困难，几代人住一、两个房间，本身就够呛，哪里有多出来的房子出租；另外，当时工人工资低，一个月四五百元，对居住的要求也不像现在这么高，都是凑合着睡觉。林维松建厂的时候，在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厂区内，划出1/3的地方建宿舍楼。宿舍分两层，每层12个房间，每个房间放5张上下铺床，这样宿舍就有240个床位。

　　“管理起来好辛苦！”林维松回忆，既要管生产、又要管生活。为了安全，当时工厂一般都设了夜归时间，到了晚上10时30分~11时左右就锁门。安全是保障了，可工人也觉得不自由，“也谈不上什么私人空间”。

　　在集体宿舍中，独立卫生间、独立冲凉房是“不可能的事”，都是使用公用卫生间。当时很多工厂的宿舍中，女工的宿舍会出现一道景观：每个床都被布围得密密实实。“只有床属于自己，围起来了，自己在床上就感觉很自由。”一位女工回忆道，虽然可能有点闷，但觉得是自己的地方。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人搬出厂了，“自己一个房间，可以尽情地炒川菜，要炒多辣就炒多辣！”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98年左右，这一年，工厂工资普遍上涨，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突破了1000元，工资涨了，对生活水平自然有了更高的期待。当时进厂的年轻工人们也普遍到了适婚、已婚年龄。林维松记不清是谁第一个搬出了宿舍，只记得当时在工人中引起轰动：“自己能住一个房间，可以尽情地炒川菜，要炒多辣就炒多辣！”

　　不过在上个世纪末，广州当时可租、便宜、安全的房子还是很少。1997年，时年31岁的四川南充人莫秀云和老公在广州打了3年工后，省吃俭用，在番禺石楼旧牌坊附近租了一张床——没错，就是一张床。他们和另一对夫妇共租一间房，房里两张床，每人每月60块钱。

　　尽管这样，相对家乡“上面瓦、后面草、泥巴墙”的屋子，奋斗精神激励下的工人们已经很满意了。

　　新世纪开始：新农村来了，工人们不愿意待在宿舍了

　　新世纪开始，广州农村经济慢慢腾飞了。在政策扶持下，工人们的工资也大幅度上涨。就在这个时候，农民建房的欲望越来越强，建了新房，就腾出了旧房。有些精明的农民再把旧房翻新，发现租金也跟着上涨，于是带起了一股建房风潮——农村真正成了新农村，蔡二村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旧村”和“新村”。

　　而工人们也越来越不愿意呆在工厂宿舍了。“要有个家，要住得靓一点。”他们盘算着，如果夫妻俩都打工，一个月加起来有3000元，附近租一个单间也就200元左右，完全承受得起，但生活质量可以提高不少。

　　最高兴的则是工厂。林维松早就在叫苦：管理厂房宿舍的成本太大了，企业压力也很大，而且随着厂房租金上涨，占着地方当宿舍楼很不划算。于是他借势引导，号召工人“到外面租房”，愿意腾出宿舍的，每人每月补贴100元。最后一个工人搬走之后，林维松把这栋存在了近20年的“宿舍楼”改造成了储物仓库，厂里的两名“生活管理员”也转换身份，在别的岗位工作了。

　　现在：住星级出租屋，换入户积分

　　林维松还留意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开始把广州当作自己的家了。“他们学讲广州话，甚至开始琢磨买房的事。”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工，用辛苦攒下的几万元，做首期在市桥买下一个9万元的房子。

　　现在，这位女工俨然是厂里的理财明星。“即使是她不想干了，要回老家，嘿嘿，那房子能卖30多万！”工友们用羡慕的口气说。其中的部分人，开始不想回老家盖房子了，“把钱攒着，争取在这里买个二手小单位。”

　　当前，厂子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有2500元左右，在附近租房的话，200、300、400元月租的都有选择，三四百元也可以租到星级出租屋，还可以兑换公共服务、拿入户积分。在林维松看来，如果夫妻俩都打工，那就可以轻松地改善居住条件。

　　林维松回忆20多年的变迁，感慨万千。他说，出租屋市场的健康发展，帮了工厂大忙，起到了挽留工人的作用。他建议政府在出租屋附近多兴建文体场所，让租客有家的感觉。

　　番禺可容纳200万 流动人口安居乐业

　　记者在番禺做的样本调查显示，外来工租房呈现出快速转换的趋势，越租越好。就像莫秀云夫妇，从1997年“租一张床”至今，在番禺搬了8次家，一次比一次宽敞明亮，最近一次搬家时，孙子已经出生了。

　　目前，广州市番禺区登记在册流动人员113.2万人。番禺区流管办主任黎梓华说，按现在番禺的出租屋数量、质量以及配套的服务管理能力，可以容纳200万流动人口安居乐业。

　　对于外来工来说，“家”的概念真是令人百感交集。有意思的是，当大家都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住在由旧房改造的单间出租屋时，他们对老家的想念会更加强烈，“春节回家”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到今天，住进星级出租屋的外来工们，更加乐意把家里人接过来过年。2013年春节，番禺有超过4成的外来工留在广州过年。

　　记者手记

　　城镇化是保障民生 权益的社会建设过程

　　林维松工厂所在的蔡二村，最高峰时有7000多人，其中流动人口有6000多人。蔡二村的支书蔡永津说，目前该村有1200多栋出租屋，电子眼遍布全村，消防设施、卫生指标也全部达标，并且实现了全国领先的二维码门牌智能化服务管理，有超过1/3的出租屋被评为“星级出租屋”。

　　而林维松的工厂与蔡二村的出租屋变迁，实质就是广州市流动人员居住方式变迁、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典型缩影。在城镇化车轮滚滚向前时，工人收入和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契合了出租屋的大量面世，而服务、管理的补位，让两者之间达成了优质的对接，形成了广州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城镇化更重要的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这更是一个保障民生权益的社会建设过程。(记者 陈翔 通讯员 何丽瑜 黄澄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