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协委员李学英指出，现行水资源管理体制是，“一股水”被水利、城建、环保、国土等多部门分割管理，以致在水资源开发中，地下水与地表水、农村水与城市水相分离。这种多龙治水的管理体制，违背了水循环的自然规律，造成一方面水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其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又在多头管理中难以实现。

　　在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上，表面看来，大多数地方已经界定了水利工程的性质：公益性的工程，其运行管养由财政“埋单”；准公益性的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负担；经营性的则完全由市场“埋单”。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行看似有了着落，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而水利工程一直被视为全民的“福利设施”，不少靠市场运作的水利工程，因投入不落实和水费难收取等问题，处于投资无回报、耗费无补偿、维护无资金的境地。如果这样的现状不改变，就会落入一边上马新工程、一边大量工程陷入病险老化的恶性循环。

　　此外，就水价改革，有业内人士指出，水价不改革，就难以刺激民众自觉节水。据水利部门调查，目前全省农业灌溉供水价仅为成本价的25%，工业供水为83.9%，生活供水为73.1%。水价与工程运行管护成本严重倒挂，导致工程维护管理举步维艰，投资水利无利可图，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不愿进入水利，建立多元化水利投入机制就无从谈起。

　　低水价还掩盖了水资源的稀缺性。结果是，一方面水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水资源的惊人浪费又比比皆是。兴建再多的水利工程，水荒、水少、水脏等“水问题”依然难以破解，水利工程管理难以走上“以水养水”的良性循环。

　　据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员会的调研，目前云南省地下水行政管理体制中，专业技术研究与行政管理脱节，政府行政部门间协调性差。

　　调研中专家们看到，云南省水利厅负责全省水资源的行政管理和规划（含地下水资源），但没有地下水勘查方面的专业技术队伍支撑。由于地下水勘查与地质工作在专业技术方面密切相关，因此，专业技术队伍主要分布在省国土资源厅和省地矿局，造成地表水开发与地下水资源利用行政上分割。

　　国土资源厅2007年完成的《云南省红层缺水地区地下水资源勘查开发利用规划》、2010年抗旱救灾完成的打井出水情况、后期水井的管理等涉及地下水资源的情况，水利厅基本不掌握情况。而水利厅2010年完成的《云南省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国土资源厅也不太了解。在以地表水利用为主、地下水资源为辅的原则下，两种水资源的协调性很差，因此相关地下水勘查、开发、保护的规划存在难执行的问题。

如何破解“缺水之痛”

　　值得关注的是，在刺痛人心的缺水困境之下，云南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寻找破解之路。

　　2001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的小坝塘有1660个。但到了2010年，近30%的小坝塘不能蓄水或被填平改作他用，1亩以上水面的小坝塘已经不足500个，农村人畜饮水和消防用水问题凸显。

　　随后，该县栋川镇政协活动组提出的一份《在线麻将平台_打麻将平台-app下載：加大对农村小坝塘修复扶持资金的建议》受到了县水利局的重视，小坝塘的权属虽然是村组两级，但县水利局仍然经过排查，挑选出最急需修复的部分小坝塘给予了资金扶持，帮助村组做好小坝塘的修复工作。同时，县水利局还把36个小坝塘的修复项目上报到州计划建设盘子中。并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县水利局启动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几年前，昭通市威信县县城缺水4000立方米，部分居民饮水困难，县里财政困难无力解决。后来采取授权经营办法，吸引民营企业投资500万元，启动了县城后山供水工程。普洱市以水务一体化管理为突破口，配套推进水价、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等一揽子改革，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拓宽了水利建设的融资渠道，改革当年就吸引了民间资金2400多万元参与水利建设。

　　此外，干旱期间，曲靖市陆良县全县一个“龙头”管水。全县所有水库塘坝，只有陆良县水务局局长签字同意才能放水，为了节约用水，陆良县芳华镇戚家山村委会的一个小水库，专门安排了人员进行管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几乎每个村都规定管网供水和水质较好的自涌水井，一律只能用来饮用。另外，云南还有一些县乡探索了“拍卖、转让、租赁、股份合作”等产权改革，使不少长期无人经营的小型水利设施有了真正的“主人”。

　　“这些创新举措，为‘为水所困’找到了一些可借鉴的答案和出路。”云南省政协委员李学英说，目前，争取投资、争上项目仍然是不少地方解决水问题的主要选择。但现实告诉我们，破解“缺水”之痛，只是一味地争投资、上项目，表面看起来，水利建设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但结果“水”的深层问题并未解决。

本报记者　张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