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庭式保护伞”消失

　　日本中产阶级的出现是经济高速增长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中产阶级的定位与如今大不相同。首相野田佳彦在去年的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太平洋地区会议上提到，“一亿总中流时代”(即全民中产)的中产阶级一直受到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扶持，但事实绝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之所以在“一亿总中流时代”登场，有两个背景原因，一是他们对社保制度的需求较低，二是经济增速很高，并非得益于扶持中产阶级的制度。

　　在高增长时代，日本在有“人口红利”之称的大量青年人口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如今，现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数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步入了“人口重担”时期。而且，在低增长期的今天，经济蛋糕的扩大预期不如以往，政府将被迫一边注意有限的财源，一边调整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日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受到高增长时期全民雇佣制度的支持，依靠企业和家庭的强力合作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过去企业可以通过“包办”形式保障劳动者的一生及其家庭，他们的人生规划也是在这样的“企业家庭式保护伞”庇护下实现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日本实现高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就是以终身雇佣和年资制度为代表的日本式雇佣习惯。可以说，高增长期的“厚实的中产阶级”是在企业和家庭强有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存在。

　　然而时至今日，企业福利和家庭这两大支持中产阶级的支柱不断动摇。如今的中产阶级面临经济全球化这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且，支持社会经济的主力军亟须更替或加入新成员。

　　因此，作为第三大支柱的政府和行政备受期待。日本需从以企业和家族为中心的日本式福利国家演变为以企业、家族和政府团队合作为基础的新型福利国家。换言之，日本已来到这样一个时期——那就是必须在全球化经济新格局大背景下孕育这个老龄化社会中的 “新中产阶级”，并加以保障，而不是沉湎于过去，试图实现“一亿总中流时代”的中产阶级。

　　亟须建立新的社会模式

　　从字面上理解野田首相所谓的“扩大中产阶级”，需要实现两点：一是托起跌入贫困深渊的底层群体，二是从上层群体征收重新分配的资金。有人认为，实现强势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设瑞典式社会福利国家。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瑞典劳工组织职能强大，在参加型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在日本，很难说劳工组织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所谓老龄社会，是指和劳动市场毫无关系或者只有部分联系的退休群体占多数的社会。

　　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社保财源问题，政府需提出一个“共担痛苦”的具体蓝图。人们的意识具有受当下社会结构左右的倾向，根据民调结果决定新制度的可取性或做最终决断是危险之举。不少人认为，公众必须承受包括增税在内的新负担。问题在于，针对政治权力结构，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无禁区改革”。

　　日本已步入成熟社会，实现和过去一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很低。同时，作为各国都未曾经历的超老龄社会的“课题发达国家”，日本必须建立一种新社会模式。为此，至关重要的是重建一向被视作最薄弱环节的日本政治，首先就要有强势领导力。

　　建立新政治经济模式，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思维和热切的激情规划社会制度，而且要看破一个“陷阱”——不要谋求同时实现高生活水平和高经济增长。据认为，这需要政府持之以恒地通过对话履行说明责任，行政决策迅速及时，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挑战顽固寄生在现有社会制度中的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