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的烈火愈烧愈烈，在一年内撂倒葡萄牙、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四国政府领导人后，熊熊烈火开始烧向包括法国、荷兰在内的欧元核心区，这在欧盟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熊熊烈火背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场危机的“罪魁”——欧洲各国政府力推的“高福利”制度。欧债危机真的会是“高福利”模式的终结者吗？

　　发展社会福利原为善政，让老百姓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变“高福利”为西方政客迎合百姓，赢得竞选的招牌，就扭曲了“高福利”的本意，特别是当欧洲经济发展持续低迷，“高福利”的分配与GDP增长比例失衡，部分国际实业衰落时，政府还要以“高福利”为诱饵收买民心，牺牲国家利益，这不啻为饮鸩止渴般的慢性自杀。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高福利”政策亦如此。二战结束后的30年，是西欧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30年。普遍实行的“高福利”政策，曾使中低收入的民众过上了好日子，社会矛盾极大缓和。但到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开始走了下坡路。尽管政府绞尽脑汁提高经济活力，仍难逃脱一蹶不振的命运。与此同时，“高福利、高消费”的模式却仍在延续。

　　希腊、意大利、法国，这几个欧债危机的“暴风眼”，身后拖着长长的债务账单，但政府交出的经济成绩单让人咋舌。希腊债务约占GDP的113%；意大利约占120%，法国约占85%。而欧元区规定的底线是60%。显然，欧洲国家是在高危运作，但欧元区没有人真正监管。与他们相比，北欧国家的政府显得更清醒。三年前冰岛金融危机的重创，让这些从“摇篮到坟墓”享受高福利的国家，逐步改革了福利制度，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幸免遭殃。新华社前驻罗马首席记者袁锦林说，“可惜欧元区其他欧洲国家并没及时清醒地认识到这点。”

　　过犹不及，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能过火。不加调试的“高福利”模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让欧洲人过不了“苦日子”。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于是，希腊、意大利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人愤怒地喊道，“政府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利益？”

　　面对他们的示威浪潮，尽管国际舆论有点一边倒地强调“高福利惯坏了欧洲”，讨伐希腊、意大利人的懒惰，但“高福利”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却被舆论所忽视了。希腊、意大利民众的愤怒，也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欧洲少数人享受有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老百姓则享受了较少的高福利。欧洲国家的政府借高福利之名，掏空国家财富，养肥了操控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袁锦林说，垄断企业与小企业员工的收入差距很大，“高福利”政策让人感觉似乎所有人利益均沾，实现均富社会，但获利最大的还是政府官员、财团和大企业的老板们。也就是说，“高福利”制度更深层次的症结是，对“高福利”的分配并不公平。难怪，意大利新总理蒙蒂一上台，在宣布新紧缩措施的同时，强调“社会公平”是政府未来施政的三大重要措施之一。

　　一面是选票的诱惑和利益集团，一面是国家利益和欧洲未来，在欧债危机汹涌袭来，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该作何选择？“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实他们清楚，任何外援都不比欧洲各国政府的决心来的重要。政府的错，还需政府来补正。只有紧缩财政、推动经济、促进公平，切实改变现行的“高福利”政策，欧元区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