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者:居安思危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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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史问题,在当前需要格外重视。这里,我着重讲讲坚持科学党史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讲党史如何做到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问题。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过了今天就是历史。两者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决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对于党的历史研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对此,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为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公认的经典表述,即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这“四用”是一个整体,都要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不能厚此薄彼,重此轻彼。
但是,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因为多少年来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认为讲错误是丢人的事。其实,这种思想是片面的直线式思维。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毛泽东本人也讲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这既是辩证思维,也充满了对历史进步的自信。研究党的历史,应当强化这种辩证思维和自信心理,直面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历史教训。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因此,那种认为不讲或者轻描淡写讲“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为什么现在有一股要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暗流呢?就是因为有些“愤青”对那段历史给党、国家、人民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是十分清楚,不了解我们党所付出的惨烈代价。尽管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很艰巨,有些贪腐现象触目惊心,但决不能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而只能靠法治建设,靠真正的民主监督。否则,我们国家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将毁于一旦。胡锦涛同志多次讲的“不折腾”是对过去沉重历史的深刻总结,必须刻骨铭心地牢记。
秉笔与求是的关系
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但是,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因此要科学地把握秉笔与求是的关系。
“秉笔直书”是中华民族历代治史的优良传统。毫无疑问,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但是,对它的理解要辩证一点。有如前述,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尽管是学者,也不能没有政治眼光。在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下,历史是非与政治利弊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能够统一的。但是,在一定时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两者发生矛盾后,往往要求学术研究服从政治利益。身在体制内,不能不正视这个矛盾和正确对待这个矛盾。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处理这个矛盾的一种方法。对此,有的学者往往想不通,认为写史就要细写。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写史如绘画。绘画有工笔画,也有写意画。写意画就带有“宜粗”色调,不能因此就说写意画不是画,或不能成画。何况党史有它的特殊性,研究党史不能无视这个特殊性。
再则,秉笔直书也不是不考虑时间地点、政治环境和社会影响,对某些历史的某些内容统统地、简单地反映出来的。说白了,秉笔直书不是“裸照”。如果那样来要求写史,在我看来,只能反映历史的表面现象,很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历史的真实。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某些问题一个时候不能讲透,可以少讲、粗讲,即“写意”。只要不讲假话、不造伪史,就是秉笔。待条件成熟了,环境许可了,再多讲、细讲,是可以的,也应当允许。这丝毫不违背秉笔的传统。我们常说,真理是一个过程。不仅认识真理是个过程,就是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是一个过程。同样,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所谓历史的观点,不仅是要历史地看问题,还要求放在历史长河中,等待历史发展到将来讲问题。因此,对秉笔与求是的关系一定要科学地把握。研究党史要有“牛劲”、要有开阔的视野,决不要“一根筋”,“钻牛角尖”。只有这样,才能气顺人和,在党史研究的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
创新与“异端”的关系
“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就是说,一些在传统观念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评价《在线麻将平台_打麻将平台-app下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个文件很好,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这里不仅充分肯定了《在线麻将平台_打麻将平台-app下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创新与“异端”问题。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不仅在自然科学史上,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史上,也有这种情况。
不少最初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理论和创造发明,后来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打远处说,马克思主义最初被认为是“异端”,共产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幽灵”,在线麻将平台_打麻将平台-app下載:共产党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等等。再看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包产到户最初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认为是“砍旗”,搞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可见,“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就是说,一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许多创新在最初往往被认为是“异端”,它被承认是创新要经历一番曲折和挫折。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真理被接受、被认同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都是创新。这就要对“异端”做具体分析。有的属于创新,有的则是真正的异端邪说。怎么辨别?标准还是历史实践和科学实践。只有实践才是辨别创新真理还是异端邪说的唯一标准。党史研究要有创新: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破除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多少年来,一些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或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或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从这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二是要有理论勇气。提出新观点,最初很可能被视为“异端”。如果是偏离了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所谓“创新”,无疑应当放弃,服从真理。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实是符合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新观点,那就应当坚持,即使被认为是“异端”,也应据理抗争。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就要以马克思那句名言来自勉: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研究党史也要有这种大无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可能做出重大创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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