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解放周末：我们不难从媒体上获知，“重典”之下，学术不端事件仍变得越来越荒唐，甚至一再挑战公众的承受力。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

　　张颐武：离谱就离谱在确实有个别学者造了假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长期受到保护。

　　爱因斯坦将学术研究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学术而学术者，这是学界的向往；一类是功利主义者，将学术研究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第三类是智力游戏者。我们现在见到的极端个案多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将学术研究作为饭碗和跳板，有些人甚至将学术成果当作向政界、商界华丽转身的“晚礼服”。为了这些目的，他们不惜一再降低道德底线，最终走上剽窃、抄袭、腐败的道路。

　　解放周末：对一些极端的产生，学界本身也难逃其责吧？

　　张颐武：一方面，过度“量化”的考核标准无形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时候已经发现问题了，但出于“家丑不外扬”的社群心理，袒护了个别学者的不端行为。

　　解放周末：学术共同体的缄默实际上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对某些名不副实的广受公众关注的“明星学者”而言，这种沉默尤为可怕。

　　张颐武：在有学者触犯底线时，学界的责任毋庸置疑，学者应当有捍卫学术尊严的勇气，但这对公众也是一种提示——首先，不要一抓到学风败坏的学者，就将其所在的学术机构贬得一文不值，这样反而会使得学术机构在曝光学者学风问题时畏首畏尾，失去坦诚，甚至和公众玩起“躲猫猫”；其次，不要因为站出来打假的学者与被打者之间存在私人恩怨，就鄙斥其行为，要知道，在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如此之大的今天，如果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一般不可能去细查别人的问题。

　　解放周末：只要被查出“硬伤”，不管是谁查为何查，都是一次有效监督。

　　张颐武：在对学者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学者做了再丑陋的事情，如果他没有知名度，是很难引来公众与媒体的舆论谴责的，更不会形成公共议题。而对于“明星学者”，他们本身非常依赖在公众当中的美誉度，他们一旦出现严重的道德瑕疵，被曝光时承受的打击也会更深重。

　　解放周末：从公众那里获取的越多，偿还的也越多。

　　张颐武：对，也因为他们对后辈学者和年轻人有着示范效应，这种道德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很大。而对这些知名学者而言，一次造假可能意味着断送未来的学术生命，代价也就极其高昂。不过，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